Every life is a defense of a particular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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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ul. 29, 2014 11:26 p.m.

如果人腦會自動壓抑痛苦的記憶以保護人自己,那可能解釋了為甚麼我對中學甚至大學的記憶近乎空白。在中學,我就如透明人--如果真的透明還好,我卻不是,比較接近「多餘」的存在。最怕分組,一分起上來,總是只有我一個無人認領,每次都尷尬得想馬上消失。唯一感覺到存在價值,就是要做壁報、弄橫額、做插圖的時候,不用做這些美術工作的話,完全沒有人會想起我。這種非常可怕的狀況,隨著肖兒和爪的出現,稍微紓解了一些,但在依照學號分享兩班上課的情況下,仍然會有很多很想消失的時候(因為僅有的朋友都被分到下半班)。

中五會考過後,幾班人重新選科,打散重組成三班,兩班文/商/理科,一班理科,一些之前未試過同班的人,成了同班同學。忘了是怎樣開始和Sabrina Ma對話,那時候每個人都很忙,連我也很忙的話,她這種精英更不用說,所以其實要好好聊天是不容易的,每次都是一句起兩句只。有時候一起行去地鐵站(可能是每星期樂團排練之後),她住港島,相反方向,在月台聊兩句就要道別。記得我們談到,美軍攻打阿富汗,人們在受苦,而我們應該同樣感受痛苦還是如常生活?我覺得這樣的對話真新奇,好想有這樣的朋友。

她很喜歡我的畫,說自己沒有辦法visualize自己想到的影像,有時會找我畫東西,tee shirt圖案、文章插圖之類。某天她說她是大佬,我是細佬,很無厘頭不過很快樂。中六完結,她要到美國升學,臨走時約了一班同學在銅鑼灣一間樓上cafe開party,每個人都收到一件小禮物,我收到一隻IKEA小甲蟲公仔。可能已經是互聯網時代,縱有不捨也不覺得是生離死別,覺得過幾年讀完大學就會再見。後來我們確實都有用email來往,知道她在美國讀完書又去柏林闖蕩,那陣子我碰巧學德文,為她在德國開啟新旅程而感到興奮。

結果,自中六一別,再見已是前年在倫敦的時候。在BFI和Barbican討論她的卡片要怎麼做、我有甚麼藝術計劃、各自的感情煩惱等等,她說她的音樂有點stuck時,我就向她推介Walter Benjamin的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真是不自量力唔知醜)。我們就是這樣,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卻互相欣賞,討論一些一生中沒幾個人和我聊的話題。

這次再見,是在香港大會堂劇院內。等了十幾年,終於再次看見兩隻手夾著四枝琴棒在馬林巴琴上跳舞的姿態和那自得的神態。這次我想起,在那些慘淡得不願回憶的中學歲月裏,多得她向我這個多餘人伸出友誼之手,鼓勵我繼續創作。像她這樣注定不平凡的人,屬於家人朋友,也屬於音樂藝術,往後大概都沒有機會多見,但我永遠感激她和所有在生命中短暫相遇,卻為我有來溫暖和鼓勵的人,他們讓我記得,要像他們一樣,盡力做一個更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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